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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人脑洞大开的研究发现

今天这篇文章,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让人脑洞大开的研究结果。在这里笔者要做一下重要声明:本文接下来分享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些读者也不一定会认同这些研究结论。本文的目的只是和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其结论并不代表笔者的立场。

一、智商是否决定命运?

我们每个人从读书开始,就被不断的告知:世上就怕认真二字。人不能改变天赋和出身,但是他可以通过后天的刻苦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很多人还是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我们的天赋(比如说智商),到底对我们的命运有多大的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一位学者(Strenze, 2007)收集整理了一系列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研究,并把它们的研究结论汇总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综元分析(Meta Analysis),在笔者所著的《小乌龟投资智慧》中专门介绍过。

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项目。该研究作者Strenze共收集了来自于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学者们整理过的85个数据库信息。这些数据信息的样本量最多达到30多万,中位数为518,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齐全的综合信息库。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智商和他的教育程度,工种以及收入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在上图中,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趣的研究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最左边的一栏“教育程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因素会对一个人最终的教育程度产生影响。它们包括:本人智商,父母教育程度,父亲工种,父母收入等。在原文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只是挑了几个放入上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因素中,对于一个人教育程度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就是他/她本人的智商,其相关程度高达0.45左右。这说明,大致来讲,智商越高的人,越有机会攀登学术的高峰(硕士,博士,教授)。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学历越高,智商越高,这个规律大致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再分析智商和工种的关系(上图中间部分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人工种影响最大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智商和他/她父亲的工种。如何来理解这个研究结论呢?那就需要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该研究对于“工种”的界定。

研究人员首先借鉴了美国芝加哥大学NORC编制的工种复杂指数(Prestige Score)。该指数将我们社会中各行业内不同的工种进行分类,然后依据其复杂程度进行赋值和排序。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NORC的计算方法,社会中最复杂的工种依次为:医生,律师,码农,老师,宇航员,化学家,建筑师等。

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不公:凭什么说这些职业比我做的工作更加高级?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只是某一个机构的一种计算和排序方法,并不代表唯一正确的分析思路。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同工种之间没有贵贱之分,每一份工作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的列表只是对比这些工种的复杂程度,而不是收入状况。比如老师,其实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但是该行业的收入在很多国家可能还排不上前十。而其他一些高收入的工种,并没有出现在上面这张表中。

现在回到上面提到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上图中看到,工种的复杂程度越高,其从业人员要求的智商也越高。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大致来讲,医生和律师的平均智商要高于电影演员的平均智商,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注:笔者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演艺行业的意思。事实上有不少电影演员的智商非常高,比如Emma Watson,Sharon Stone等。笔者只是想借助比较简单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该研究结果。)

关于智商和工种的关系,另一份学术研究(Schimidt and Hunter, 2004)显示,越是复杂的工种(上图标有1和2的蓝色柱子),其工作表现和智商的关系越紧密。这个发现可能也不那么让人惊奇。毕竟,复杂的工种一般都是脑力劳动,需要用到很多大脑智慧,因此很自然的,智商越高的人,在这样的工作中越可能游刃有余,表现出色。

上图中的最后一项是不同因素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智商再次从各种其他因素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子。也就是说,大致来讲,智商越高,收入越高。

我知道,在智商和收入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肯定会提出异议:中国首富王健林和马云的智商显然不是中国第一,难道这不是明显的反例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点可以指出:首先个例和样本平均相关系数完全是两个概念。其次,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上图,就会发现智商和收入的相关系数大约在0.2左右。也就是说,智商大约可以解释一个人收入的20%。还有其他因素去解释剩下的80%。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家境,所处行业,运气等等。

所以这些研究汇总的结论就是:人的学习成绩,受教育程度,工种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智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宿命论”的感觉,同时也有些“智商歧视”。这让我想起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曾经提倡过的“优生学”理论。

1983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李光耀曾经说过,所有的宗教、道德、法律书籍都告诉人们,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人非生而平等,永远不可能。这个观点被批评为“政治不正确”。李光耀对此的回答是,他不关心政治上是否正确,他只关心实际上是否正确。因此李光耀在当时呼吁新加坡的大学生迎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

在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有些极端,非常具有争议性。同时,新加坡政府早已改变了其人口生育政策,不再基于学历给人群区分“上等”和“下等”。因此笔者呼吁大家不要被这些研究结果和某些国家几十年前的落后政策过度影响:如果说人不能选择天赋,但他至少可以选择后天的努力。在自己可以施加影响的领域尽力做到最好,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二、智商越高,品行越好

智商更高的人,是否品行也越好?这是一个极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很容易被人戴上“精英主义”的高帽。

在我们很多人的大致印象里,“徳”和“才”并不是一对相关系数很高的关系组。比如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想到历史上那些德行不够的天才:比如贪财的许攸,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等。而那些品德高尚的“庸才”则更加举不胜举。因此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却有一些研究指出,智商高的人群,他们的社会地位更高,离婚率更低,犯罪和进监狱的概率也更低。

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Beaver, et al, 2013)中,作者通过研究指出,人的智商和犯罪率以及坐牢的比例有直接的负相关关系。大体上来说,智商越高,被警察逮捕的比例越低,入狱坐牢的比例也越低(见上图)。

当然,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方法。第一,智商高的人更加守法,是个品行更优的好人,因此犯罪的机率也更低。第二,智商高的人掩盖自己犯罪的能力也更强,同时他们可能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因此通过其他手段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也越高。

以我们的现实经验来看,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上述发现可能是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人都向往一个公平和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作奸犯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智商和人种的关系

在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下的研究结论前,笔者要不厌其烦的再三强调: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笔者坚信人人平等,种族平等,宗教平等。

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Roth, et al, 2001)中,学者们再次运用了综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方法,集中分析了关于美国不同族裔学习能力的统计数据,试图找到智商和人种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如上图所示,在不同的考试中(比如美国高考,美国研究生考试等),美国非洲裔学生的平均成绩要比白人学生低1个标准差左右。在研究生考试GRE中,两个种族平均成绩之间的差别更是高达1.4个标准差。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美国白人学生成绩比非洲裔学生更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总体上来说,非洲裔学生家庭收入更低,父母受教育程度更低,对读书可能也没那么重视,因此他们的成绩不如白人学生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该研究作者指出,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这些变量之后,两个人种之间的成绩差别仍有70%左右无法由上面这些因素解释。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只能解释白人和非洲裔学生成绩差别的30%。

这无法解释的70%,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有人种基因的因素。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目前设计的智商题目更适合某一个种族,而对其他种族不公。这个逻辑在体育比赛中也存在,比如田径类可能是某一个种族的优势项目,而游泳类则是另一个种族的强项。

在2013年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智力研究大会(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igence research, 2013)上,有学者向参加大会的智力研究专家们发放了一些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道问题是:你觉得美国白人和非洲裔的智商差别有多少是源于他们的基因不同?这些专家回答的平均数为47%。也就是说,这些与会专家认为,不同种族间的智商差别的一半来自于基因不同。

四、智商是天生的

既然上面这么多研究显示,智商如此重要,那么智商主要是先天决定,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关于这个话题的一项综元分析(Meta Analysis)中,研究人员(Plomin & Deary,2014)集中分析了一系列关于智商研究的学术论文,得出以下一些有趣的结论:

1)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从父母那里遗传的智商会逐渐上升。智商的可遗传性从孩童时期(9岁)的40%左右上升到青年时期(17岁)的70%左右。

2)父母的智商对于孩子的影响要比其他特征(比如性格脾气,身高体重等)影响更为深刻。代际间的智商相关系数为0.4左右,高于其他特征相关系数。

3)高智商人群(智商最高的4%)和普通智商人群的智商差别,其中一半源于他们的基因不同。这也从侧面支持智商遗传的推论:下一代(儿子或者女儿)会从上一代遗传到大约一半的智商基因。

总结

衡量人类和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进展(俗称科技树)。这个道理在理工科,人文,和社会科学上同样适用。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不断加深,是一条永无止境之路。一个聪明的读者,应该尽量多的获取那些研究信息,将自己变得更为博学和多智。

同时,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也不能过分盲信理论研究。虽然说智商和基因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堕入“宿命论”的陷阱。历史上因为懒惰而失败的聪明人例子,和智商平平靠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不骄傲,不气馁,才是更为成熟和理性的处事态度。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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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坚是《小乌龟投资智慧:如何在投资中以弱胜强》的作者。在当当,京东,淘宝,亚马逊搜索书名或者作者名,都可以购买到该书。

数据来源:

Beaver, K. M., Schwartz, J. A., Nedelec, J. L., Connolly, E. J., Boutwell, B. B., & Barnes, J. (2013). Intelligence is associated with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ing: Arrest through incarceration. Intelligence,41(5), 277-288.

Johnson, W., Nijenhuis, J. T., & Bouchard, T. J. (2008). Still just 1 g: Consistent results from five test batteries. Intelligence,36(1), 81-95.

Plomin, R., & Deary, I. J. (2014). Genetics and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 five special findings. Molecular Psychiatry,20(1), 98-108.

Rindermann, H., Coyle, T. R., & Becker, D. (2013, December 14). 2013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 on intelligence.

Roth, P. L., Bevier, C. A., Bobko, P., Switzer, F. S., & Tyler, P. (2001). 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y In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l Settings: A Meta-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54(2), 297-330.

Schmidt, F. L., & Hunter, J. (2004). General Mental Abi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6(1), 162-173.

Strenze, T. (2007). Intelligence and socioeconomic succes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telligence,35(5), 4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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