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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不会用证据思考

那天和一个很好的朋友聊到“证据主义”。他问我为什么要为自己的专栏起这个名字。我说,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很多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无法区分感觉(Feeling)和事实(Fact)的区别,在不经意间将两者混淆。证据主义,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被自己的情感和偏见影响,只专注于那些客观的数据和证据,并仅以那些证据为基础做出自己的判断。

朋友说你这个证据主义有点反人性:因为我们人类天生就是讲感觉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我们讲感情,否则大家不都变成了冷血动物了么?

我据理力争,跟朋友举出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Robert Aumann的例子。在Aumann曾经写过的一篇非常著名的学术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中,他提出:如果争论双方获得相同的信息,那么他们不可能得出不同结论。换句话说,只要证据足够充分,那么在相同的证据面前,理智的人群应该达成共识。如果这群理智人在充分的证据前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其中必有人在刻意撒谎。这可能也是“真理越辩越明”最严密的逻辑证明之一。

但问题在于:在充分的,一模一样的证据面前,我们能够达成共识么?如果在大量的铁证面前,我们人类还是无法得出理性的和趋同的结论,这是不是就证明我们天生不适合证据主义,我们就没救了呢?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听过的来自于Revisionist History(Malcom Gladwell)的一个故事。我经常会回味这个故事,并以此来提醒自己:人类有非常强的反证据主义的天性。如果我们不时刻注意自己天生的弱点,那么我们就会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的陷阱却不自知。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19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让我先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越南战争的历史背景。

从1885年到二战时期,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而二战时期,越南则由日本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胡志明在河内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争夺越南的控制权,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和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法国殖民军,爆发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1954年,在经历了9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后,北越共产党军队终于战胜了法国殖民政府,将他们赶出了北越。同年战争各方在瑞士的日内瓦开始和平谈判。谈判促生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s)。《日内瓦协议》提出:法国撤出越南,并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独立国。以北纬十七度为界,分割南北越南。南北越为中立国家。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实行普选,由普选再统一南北越。

但是《日内瓦协议》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北越和南越都不愿意举行全国普选,因此原定的1956年全国大选并没有发生。美国政府甚至都没有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1955年,吴廷琰在西贡发动政变推翻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世称南越。南越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对抗北方的共产党势力,阻止越南共产党统一全国。在这个背景下,北越和南越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内战。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说到: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肯尼迪号召美国国民: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从1961年开始,美国政府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从资金和信息升级到派遣地面部队。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他的副手林登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上任后,美国对于越南战争的投入进一步加大,标志着美国对越政策进入全面战争的新阶段。

1964年,约翰逊赢得总统竞选,成功连任美国总统。从1965年开始,约翰逊决定动用B-52重型轰炸机,对北越地毯式空袭,代号“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美国空军参谋长李梅上将宣称,要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约翰逊政府认为,只要美军飞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地毯式轰炸,就会使北方屈服,从而实现美国的越战目的。

在“把对方炸到屈服”这样的军事策略指导下,美国军队对北越扔下了海量炸弹。后来的数据统计显示,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扔下了大约760万吨的炸弹。相比而言,美国在二战时期扔下的炸弹总量为21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扔下了3倍于二战时期的炸弹总量。

美国的滚雷行动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上面这张照片是新闻记者Nick Ut在当时拍摄的一个9岁的越南女孩在一次美军轰炸后惊慌逃窜的情景。这张照片为Ut赢得了普利策奖。

在不断加大轰炸力度的同时,约翰逊总统和美国政府一直有这个疑问:疯狂轰炸北越,到底能不能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北越到底怕不怕被炸,如何衡量轰炸的效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政府需要在越南收集情报。兰德公司(RAND)就在这个背景下被任命承担起这个任务。

兰德公司的前身是美国空军1945年立项的“兰德计划”。1948年,兰德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独立成为一个智库公司。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兰德公司在1960年代被派去西贡的员工合影。

为了收集关于轰炸效果的情报和信息,兰德公司专门去采访和审问那些南越抓捕到的北越越共游击队战俘,希望通过这个手段来了解北越是否如政府预料那样,在不断的轰炸之下濒临崩溃,接近投降。通过几年的努力,兰德公司采访了成百上千的北越战俘,这些访谈录音材料加起来多达6万多页。而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员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材料做出判断:美国对于北越的轰炸是否凑效,北越什么时候会缴械投降?

兰德公司的分析人员在和战俘的访谈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很多时候,战俘们一开始根本不愿意和这些美国人交谈。因此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先和战俘建立一些互相信任,告诉他们自己不属于美国军队,和他们交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军事机密。每一次访谈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从一开始的闲聊开始,到慢慢进入正题。

在收集了如此众多的战俘访谈记录之后,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人员仔细阅读并且分析这些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即美国到底能否赢得这场战争。在这些高级分析人员中,有三位分析员值得一提:Leon Goure, Mai Elliott和Konrad Kellen。

这三位高级分析人员全都仔细阅读了所有的访谈记录和分析材料,但是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Leon Goure和Mai Elliot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定能够赢得越战。而Konrad Kellen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美国根本不可能赢得越战。

站在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容易就能看出美国在越南根本没有胜算。但是,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把自己放到1960/70年代,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要困难得多。在英语里,这种现象叫做Hindsight Bias (后见之明)。在中文里,这叫做“事后诸葛亮”。

回到越战。为什么面对完全相同的分析材料和信息,三位高级分析人员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呢?这就要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和背景说起。

先来说说第一位:Leon Goure。Goure是一位职业难民。1922年他出生于莫斯科,因此他一开始是个苏联人。Goure家庭的政治背景为孟什维克,因此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一家人在1923年逃亡去了柏林。1933年,为了逃离纳粹德国对于他们的迫害,Goure一家再次流亡,从德国来到了法国,并且在1940年辗转来到了美国。也就是说在Goure的前20年,他就一直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

1961年,Goure从大学里博士毕业,并且加入兰德公司。1964年,他被兰德公司派往越南,开始为美国政府提供关于越战的情报分析。Goure可以说是兰德公司内部的越南通,他写的研究报告是美国军方高层的必读之物。每次美国政府或者军方派高级代表去越南进行实地访查,他们要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Leon Goure。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经常在口袋里揣着一份Goure写的越战战情分析,有空时就拿出来看看。因此Goure的意见对于美国军方制定越战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始至终,Goure都坚定的相信美国必胜。每次Goure在对美国军方高层领导做的汇报中他都是这一个意见:越共的士气在我们的轮番轰炸下受到极大打击。只要我们对他们继续轰炸,只要再坚持那么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乖乖投降,跑回他们的河内老家去。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Goure的判断,除了另一个高级分析员:Konrad Kellen。Kellen的背景和Goure的差别非常大。

1913年,Kellen出生在德国的柏林。他是爱因斯坦的远亲,也是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西曼的表弟。由于是犹太人,Kellen在纳粹控制的德国越来越过不下去。在1933年,Kellen成功的从德国逃去了法国,之后又辗转到了美国。Kellen后来拿到了美国国籍,并且在1960年代开始为兰德公司服务。

1965年,在研究了大量的越战情报分析之后,Kellen得出结论:美国无法赢得越战。要知道,这比最后越战结束(1975)的时间整整早了10年。当时美国军方和政府的主流意见以Goure的分析为基础,普遍认为只要继续大规模轰炸,北越迟早会投降。

Kellen一向不随大流,而且他在做研究时非常仔细。多年以后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下面的细节。有一次,Kellen在聆听第一份战俘访谈录音时听到,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问一位被俘虏的越共军官他是否认为越共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越共的军官回答:不可能。这个回答被很多研究人员拿来作为证据,以支持他们得出的越共士气低落,很快就要垮台的结论。

但是Kellen继续往下听这段访问记录时发现,当研究人员问这位军官,美国人是否能够赢得越战的胜利时,该军官的回答也是:不可能。这时候Kellen意识到,后面这个回答要比前面的回答重要的多。因为在这位越共军官的脑中,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过战争的输赢。在这位军官看来,他需要做的只是战斗,而他对战斗的结果根本非常冷漠,甚至都没空去考虑这个问题。在Kellen看来,一个对于战争结果漠不关心的敌人,要比一个告诉你战争必胜的敌人可怕得多。

Kellen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写到:已有的材料显示,我们(指美国军方)的军事行动和心理行动都没有达到降低对方(指越共)士气的目的。在可预见的将来,越共的战斗热情和士气不太可能下降。

Goure和Kellen两人都非常聪明,工作也都很努力,都是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在完全相同的证据面前,他们为什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从Goure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一个职业难民。从俄罗斯开始,他一路流落到德国,法国,最终辗转到美国。因此Goure的内心有一种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当Goure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得到为兰德公司效力的机会时,他倍感珍惜,并且发誓要效忠美国。

从Goure的内心来看,他仇视共产主义,因为他当时就是作为孟什维克被布尔什维克逐出俄国的。在Goure的世界里,美国在越南的这场战争,也是一场针对共产主义的个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在世界这么多国家颠沛流离之后,Goure累了,他找到了可以安定下来并且为之效忠的对象,因此他感到充满斗志,一定要将共产主义消灭殆尽。受这些个人经历影响而产生的情感,深深影响了Goure对于战斗形势的分析。

同时,Goure对于二战的残酷性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就是从二战中的德国逃离的。因此当他看到美国在越南扔下的炸弹数比它在德国扔下的炸弹数还要多时,他不由自主的相信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轰炸下还继续坚持斗争。对于战争和逃难深深的恐惧,让Goure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才可能在如此轰炸之下还坚持战斗。

而Kellen则完全不一样。他非常聪明,并且处事果断。当他在20岁时听到希特勒纳粹控制德国时,他没有一丝犹豫就收拾行囊果断离开了德国。在后来接受采访时Kellen说:倾听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用双手捂住耳朵,根本不愿去倾听事实的真相。你需要强迫自己安静倾听,对局势做出冷静的分析。

如果我们对比Goure和Kellen,就会发现任何一个人,要在完全不受自己感情的影响下做出客观冷静的分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个人情感影响判断的例子,在另一位兰德公司分析员,Mai Elliott身上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Elliott是法国殖民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从小养尊处优,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北越共产党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切。在越南战争爆发前,Elliott和许多北越的权贵一样,及时抽身从北越逃到了南越。由于她精通越南语和英语,因此成为了兰德公司非常重要的分析人员,是Leon Goure十分信赖的下属。而Elliott给她的上司汇报的“美国必胜”的情报,也是Goure依赖的重要信息源。

从Elliott角度来看,南越一定要战胜北越。因为她自己的个人遭遇,Elliott对于共产党和北越有着天然的仇恨和恐惧。即使看到美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的证据,她可能也无法接受。因为她无法想象在逃离北越之后,自己需要再来一次,在北部共产党拿下南越时放弃一切,逃离家园。对于Elliott来说,这既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涉及她个人感情的战争。无论于公于私,南越都不能输。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三位兰德公司分析人员:Gouret,Elliott和Kellen。他们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情报和材料,但他们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完全相同的证据面前,每个人由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价值观或者信念,会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正是我们人类要坚持“证据主义”不那么容易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不理解证据,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去选择忽视证据,或者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真相。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人类的先天弱点,我们才能从本质上对自己做最彻底的剖析,避免自己堕入一厢情愿,混淆感觉(Feeling)和事实(Fact)的陷阱。这也是能够保证我们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尽量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的唯一手段。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数据来源:

Robert J. Aumann,Agreeing to disagree,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Vol. 4, No. 6. (Nov., 1976), pp. 1236-1239.

http://revisionisthistory.com/

Clodfelter, Micheal Vietnam in Military Statistics: A History of the Indochina Wars, 1792—1991'.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95,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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