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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彭博会:中国式崛起和美国式焦虑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盛大开幕,吸引了约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继世博会之后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上海。几乎与此同时(11月6—7日),首届彭\博新经济论坛(以下简称“新经济论坛”)也在新加坡隆重召开,聚集了约400位全球政商领袖展开对话。美前财长保尔森在论坛上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讲话,以其犀利、坦诚迅速引爆了海内外华人精英的热烈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新经济论坛是为对标每年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由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布隆伯格提议发起,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主办,旨在打造一个精英荟萃的对话平台,共议全球经济转型。此次论坛由于和进博会撞期,举办地由原定的北京转移到了新加坡。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WQS、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IMF总裁拉加德、前美联储主席耶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数以百计的全球最重要商业领袖等。

保尔森在论坛开幕时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主题演讲,重点谈及了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这篇演讲的信息量很大,在海内外华人精英圈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演讲全文见文末附录。

美国有没有被坑?

保尔森提到,目前中美关系高度紧张,同时覆盖经济、政治和军事层面。在经济领域,两国的紧张关系体现为“中美贸易战”。保尔森说到: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入世近20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保尔森的观点基本代表了目前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态度:在17年前,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17年后,回过头来看,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因此,他们感到美国被“坑”了,所以要求重写规则。

追溯这种观念的源头,我们需要先把时间拉回到1999年,即中美进行入世谈判的时候。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和中国政府展开的入世谈判一度因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而中断,后来在1999年9月恢复谈判,并在同年11月达成双边协议。

当其时,克林顿政府向本国民众推销“支持中国入世”的决定,列举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会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实现经济收入的增长,因此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对美国有利;第二,中国会在经济水平增长后推动政治改革,将变得更加开放自由,并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趋同。

美国的金融大亨JP摩根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通常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上面提到的两个理由可以算得上是“好”的理由,但未必是真正的理由。

截至2000年时,美国已经对中国施行了长达20年的贸易制裁。但在2000年左右时,美国的政商两界都转而大力支持和中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就是否解除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国身份)的提案进行投票。结果,该提案以237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值得一提的是,投赞成票的绝大多数是共和党议员(3/4的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2/3的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随后,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了《2000美中贸易法案》(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正式确认中国的正常贸易伙伴地位。

对于《2000美中贸易法案》的通过和签署,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说: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经济。时任纽约州议员John McHugh说:我认为向中国出口冰激凌和奶酪能够获得的好处,会大于通用汽车可能遭受的损失。我们的农民现在日子不好过,他们需要这个法案的通过。

如此可见,当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标普500中的那些大公司高管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提高自己的公司盈利。而美国的农民群体则希望可以多卖一些大豆、玉米、奶酪这样的农产品给中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和高管)从和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诸多好处。200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为1千万吨左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豆进口量快速上升。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达到了9千万吨,其中接近4千万吨来自美国。纽约州议员McHugh提到的美国农民,从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美国国防政策顾问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美国有名的“中国威胁论”智囊代表。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白邦瑞在美国的保守派中很有影响力,让更多的美国人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他的一位同事,6年前在中国投资的2亿美元到现在已经变成了20亿美元。他试图以此例子来说明,美国精英层内部的很多人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因此与其他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美国人的意外

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以后,有三件事情让美国人大感意外。

其一,中国的国力从此快速上升。

2000年时,中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1/10左右。但是到了2017年,中美的GDP分别为12.24万亿美元和19.39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左右。从1/10到2/3,中国的进步,显而易见。

并且,除了生产力之外,中国的进步是全方位的。比如,在2000年时,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为108亿美元左右,是同期美国的4%。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为2378亿美元,大约为美国的一半。

2000年时,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公司只有10家。到了2018年,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公司多达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远超第三名日本(52家)。

美国人没有想到,在这短短的20年间,中国的国力会有如此飞速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第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

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今天来看,这场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影响深远。

2008年9月18号,时任财长保尔森和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白宫向时任总统小布什做紧急汇报,告诉小布什:为了挽救美国的金融系统,我们需要1万亿美元!如果政府无法拿出1万亿救市,那么美国的整个金融系统,将在72小时之内崩溃。

同年10月3日,美国国会在匆忙之中,通过了救市方案TARP,拨出7000亿美元来拯救“陷入困境的资产”,像AIG、高盛、摩根斯坦利这样的金融集团,得以顺利度过金融危机,避免了像雷曼兄弟那样破产的窘境。

政府拨出如此巨额的资金,去为那些“金融精英”兜底,其做法是否合法、公平和必要?这是一个至今都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陆续发生了“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中产阶级对现状极度不满的集中体现。在他们看来,危机的始作俑者,即华尔街的大银行高管们,不但没有像其他民众那样深受金融危机之苦,反而获得政府的大额补助,还能继续拿着天价高薪享受生活,“马照跑,舞照跳”。

如此鲜明的反差催生出了各种比较极端的民间思潮和团体,包括在2016年受到全球关注的美国右翼民粹运动。在他们看来,华盛顿政府和华尔街精英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把美国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因此整个政府的最高层,需要重新洗牌、彻底清洗。这一思潮,是特朗普能够获得2016年总统选举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拉大。

上面这张图,显示的是全球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民众在1988—2011年的财富增长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全球收入最低端的70%的民众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其财富在过去二十多年增长了接近一倍。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在全球收入阶层中处于75%—99%区间的人群,其收入增长非常慢。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真实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原地踏步。

再往上,全球收入处于最顶层的1%的人群,也就是各国的超级富豪、跨国企业的高管们。他们的收入增长又变得非常快,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民众类似。

这张曲线图的形状,就像一只大象一样,因此得名“大象曲线”。

基于这张图,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美国有不少民众反对贸易全球化,支持美国提高关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多少好处。

2016年,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扣除通胀后)为59,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40万元左右)。而早在1999年,当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就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在1999—201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没有发生任何增长。

在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关税都在稳步下降,产品和服务的跨国贸易量不断上升。但问题在于,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和出口国)和发达国家中的资本所有者(跨国企业高管,拥有大量股票的超级富豪)获得。美国的不少中产阶级反而成了全球贸易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于自由贸易的敌对态度就合情合理了。

中美并不是一对伴侣

那么,基于上面提到的三个意外,美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手段呢?

保尔森在演讲中提到: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这恰恰是美国上层的精英对于是否和中国开打贸易战发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有一部分鹰派主张和中国“离婚”,在商品、资本、技术等方面限制中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聪明地看到,即使美国单方面和中国切断贸易往来,其他国家也未必会跟随。如果其他国家拒绝跟随美国的步伐孤立中国,那么这种策略就无法为美国带来期望的效果,甚至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再加上上文提到的不少美国利益团体在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在美国内部也充满分歧。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是说断就能断。

中美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决定了中美不太可能像当年的美苏那样,发生长达几十年的“冷战”。中美中的任何一方,如果贸然决定对对方实行制裁和孤立策略,到后来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没有把对方围死,却把自己孤立起来。

但是,保尔森提到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包括中美利益渐行渐远、国际规则上缺乏共识、以及在根本性问题上的相反看法,也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紧张竞争关系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参考资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iMFvMpfPg

https://www.nytimes.com/2000/05/25/world/china-trade-vote-clinton-triumph-house-237-197-vote-approves-normal-trade-rights.html

https://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2159_611322/t9005.shtml

附录:亨利·保尔森演讲全文(2018年11月7日)。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

同时,请允许我对我的好朋友迈克·布隆伯格先生和这个新论坛的组织者表示感谢。并感谢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本论坛的支持,及更重要的,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坦诚前瞻性对话的重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各方之间的对话在当前这个异常微妙的时刻尤其重要。我们在新加坡的这次会议正逢一个变化、挑战甚至危机同时存在的时刻:

当下是一个世界经济充满变化的时刻。各种革命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

当下是一个地缘政治挑战高发的时刻。由于美中关系降温,这在本地区尤其明显。

同时当下也是一个危机潜伏的时刻。从乌克兰顿巴斯到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激化并存在无意间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今天,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面冷战的可能性。

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讨论这些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新加坡集中体现了亚洲之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新加坡强劲的经济基础。新加坡从1965年8月9日以来的几十年间一直确保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环境。

第二是新加坡高质量的战略制定,例如隶属于新加坡总理办公室的未来战略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战略规划机构。

第三是领导力。李光耀及吴庆瑞等领导人,自1965年以来几十年的领导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替代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中、印、马来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荣。从闽南话到泰米尔语各种语言共存的局面展示了印太地区的多元性现实。

事实是这个区域极度复杂:

像新加坡一样,印太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历史多元化的地区。多元性还体现在另一重要方面。在此,我希望我们把注意力从新加坡转向本区域的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

印太地区的复杂性源于多种不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共处。我们看到互相排斥的各种民族主义,关于历史的多元表达,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不同的长期远景,竞相塑造本地区的未来。

在我看来,在这种多元和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和平和确保繁荣不易。

李光耀明白这一点。

他曾经告诉我和其他许多人,他非常感谢美国在确保本地区和平和繁荣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去世前和两位哈佛学者Graham Allison 和 Robert Blackwill做的访谈中,李先生以他惯有的直白指出:

“亚洲从开始有部落起就有强权政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如果我们想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时刻都明白什么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担心,现在在印太地区,我们正在快速遗忘李光耀的教导。

现在很少听到关于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说法。这让我很担忧。坦白地说,每个人都应该因此而担忧。

当前显然存在的是美中两国政府大量互相指责。

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国打交道及美中关系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体现了当前局势的快速变化和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我是一个美国爱国者。

因此,虽然我频繁访问中国,不常在家,但恰恰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我还是继续花大量时间寻求方法与这个新的、并有时很难相处的中国打交道。

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也曾挣扎过,从我是投资银行家,到首席执行官,到美国财政部长,和现在一家致力于美中长期稳定经济合作机构的主席。

虽然有各种不顺利,紧张局势和不同意见,依我看来,解决美中关系各种问题的努力使美国收益很多。

我的朋友,王\岐山副主席,过去两天和我们都在新加坡。在此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回首我们在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立场坚定但合作的关系,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今天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局面会大不一样。

我的中国同行们都知道我一贯说话直白,就如我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作一样。

因此今天我想本着积极建设性的精神讲一些我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审视过去和现在,即使难免严厉。

我想讲三个问题:

  1. 美中关系是如何到现在这个高度紧张局面的。

2. 两国各自最大的风险因素。

3. 讲几点关于如何促进长期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个人看法。

今天这个局面是如何产生的?

在我看来,目前恶化局势的诱因不复杂。

虽然我所讲的可能并不全面,但我认为它描述了美方情况的变化。

首先,美中利益渐行渐远:在如朝鲜问题等很多美中应该有共同看法的问题上,美中经常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因此,共同利益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合作。更糟的是两国缺乏合作使许多人认为美中从来都不存在共同利益。

其次,美中对国际体系的一些重要规则无法达成共识。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对海权和航行规则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国军舰近期几乎相撞。

第三,美中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看法相反。比如,我们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就截然不同。例如,中俄两国主张互联网主权,并主张政府有权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动。美国和欧盟,尽管看法不完全一致,共同反对中俄在这方面的看法。包括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做法和南海在内的所有这些例子使得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

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并没有太多价值。没有人反对对话。但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美中对话和接触并没有带来什么成果。

美中贸易战最终有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任何一方都不会从贸易战中获利。中方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足够多的要求,包括两国开始雄心勃勃的贸易或投资协议的谈判,以让他感到满意。

就算如此,我认为潜在的冲突仍将持续。

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大量问题和分歧,即使在经济领域,挑战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问题。除非这些涉及面更广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两国关系的严冬。

经济领域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

在中国入世近20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也正因如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科技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而这些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这些主张不会很快消失。基于这些主张,本届及未来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相关行动。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对华贸易损害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们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因此,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支持美中关系是有帮助的。

现实并不如此,这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失败。

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速度不尽如人意,美国商界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为对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怀疑甚至反对者。虽然美国商界并不想要贸易战,但他们想要美国政府对华手段更有对抗性。

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对中国最了解,在中国工作,做生意,赚钱并长期支持两国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支持更多对抗呢?

答案就是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

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

总之,虽然很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对待。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

同时,这些企业其实是非常明白中国政策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而且已经在努力发展中国以外的市场。

但与此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不能做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市场做。这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因此,我相信美国对华态度强硬化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外资开放不足导致的。

在过去五年,在美国人的眼光里,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样的:

首先,共产党统领一切。因此,党委,而不是公司董事会,作为加强外部监督的手段,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作用都加强了。

其次,民营企业除了市场或商业考虑,还要支持政府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改革强调混合所有制,通过把民间和国有资本合在一起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

第三,很多领域“不需要”外资企业,同时外企需要帮助推进中国在技术,知识,商业流程等方面的自主化。这一点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中非常关键。问题并不只是外国技术的对华转让和吸收。而是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的加工使得他们变成了中国的技术。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都和我抱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非常不公平。

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成为对抗升级的原因。例如,大多数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集中在港口、发电站和高速公路,而“数字一带一路”并不广为所知。通过“数字一带一路”,我先前提到导致美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将被介绍到其他国家。

同时,我也很了解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政策也有很多不满。美国政府也需要尽力解决这些使中方关心的问题。比如,我不想看到在没有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能创造大量美国就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否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

但坦白地说,两国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如中国领导人长期反对美国试图同化中国,我建议中国领导人也需要认识到美国内部情况的变化。

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新的情况使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被改变或让美国政府认为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共识是错误的,中国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

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峻的语言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当下的风险因素,不可低估。

如果我们退一步,纵观全局,假如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但这不会影响经济及日常生活。那以上的这些讨论都可以放到一边。

可不幸的是,我认为一个动荡的新时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风险大略如下

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美中关系表现为四方面的融通:产品、资金、技术和人员。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国间经济融通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国家安全竞争。但是,客观地评估,这不但不成立,现实反而恰恰相反。这种变化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是科技。

在当今的世界,科技不但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到经济和商业之中。进一步的,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在四十年美中经济融通的背景下,两党有不少政治和意见领袖都在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上述四方面断然脱离。随着供应链被强行打断,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术的,双边货物贸易,将会受到重大打击。在美国全面收紧对中资的审查情况下,双边投资也将遇到严峻考验。

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要预料到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由于美中两国互相排斥对方,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会崩溃。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来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并达到自力更生。因此,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除此以外,窃取外国技术,通过合资在内一系列手段强制技术转移,不同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和对跨国信息传播的管理,也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创新和技术是不可能和商业竞争力分离的。

因此,技术的巴尔干化,即各国开发自己的技术及技术标准,将会进一步威胁全球创新及各国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由于最近美国政府将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任何科技领域学习,人员交流,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生,也可能停滞。

如果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的脱钩持续下去的话,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将不再允许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 “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依赖全球资本、贸易、投资和外国技术。中国政府不愿如此,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此,对于“脱钩”最强烈的呼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较小程度上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

但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

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

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

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确实,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担忧。有时,这些政府和企业正在寻求类似的政策和商业决策,特别是在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筛查方面。尤其一些西欧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准备好了和中国“离婚”。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希望如此。

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因此,美国如果想要孤立中国,会面临自我孤立的风险。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决定要另设总部,他们既想要抓住中国经济增长的浪潮,又希望找到对与中国政府有商业往来的公司不那么敌视的地方,这个公司会如何决定?

拥有国际领先的一流跨国公司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如果美国无法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增长经济体正确建立联系,美国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风险。坦率地说,去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

但是,在所有美中融合问题上一概而论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中离婚对全球企业来说全无益处。那些驱逐公司和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国政府近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中插入新条款,旨在阻碍甚至否决美国盟友通过贸易谈判打开中国市场,这正是让我担忧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亚洲国家正在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这些亚洲国家怎么可能在美国的要求下终止谈判,尤其考虑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我认为他们不会。

相较于寻求专注于敏感和关键领域, 经过精心校准的去一体化,美国似乎在尝试全面性进行去一体化,

并且,通过像美墨加贸易协议新条款这样的举措,在很多人看来,美方试图瓦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

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新一轮的冲突-若要改变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所需要的正是这些盟友和伙伴的帮助。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国“自我孤立”。

但是要明确的是,如果中国希望避免美中关系失控,中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一些选择和政策。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精神,这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批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利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 由邓小平等领导人发起的重大转变。这四十年来,中国蒸蒸日上。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为13万亿美元。其2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至惊人的3万亿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

但是,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朱\镕基将竞争视为中国长期经济成功的关键。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未来似乎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今天,在美国的普遍观点是,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竖起而非推倒外国竞争者所面临的阻碍。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竞争政策改革。

准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就此而言,中国民营企业也应该被准许以同样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竞争。

第二个领域涉及市场的作用。

我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与五大洲数十个国的数百家公司合作。我认识到:成功的公司是作为商业公司经营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这些企业让市场主导关键决策。他们回应市场信号,而非政府信号。

当然,中国将始终拥有庞大的国有产业。因此,中国应该推进这些支柱产业,支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行。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党委作为外部监督的工具。这也意味着允许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真正的管理者来运营公司。

与此同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所有企业一律商业运营也将有助于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

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需要退出。中国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借助自主创新规定,包括使用本土标准等,来限制竞争。所以中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避免经济铁幕的关键是让中国明确认识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将为自己带来益处。

如果中国不迅速行动,我怀疑对美中离婚的呼声将会加剧。这一番话让我并不好受。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两国达成了一种美中双边关系,然而现在,我们显然面临着过渡到一个新型关系的艰巨任务。这个新的双边关系要扎根于更为实际,更可持续的战略框架。在这一个时间点上,美中离婚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前景并非轻易可以扭转。

这由来已久。

美中关系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 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任何有价值的问题都从来艰难。

作为第一要务,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我们必须阻止恶化的趋势。

但要做到这一点,有识之士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为促进这样的决策,我先行为双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议:

对中国的建议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例如,实行强有力的管理准则,以防止类似上月解放军海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近乎发生碰撞的行为。

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或菲律宾的关系严重恶化,这些压力也影响到美中关系。不再可能将美中关系与中国在亚洲的态势分开。

第三,要大胆。开放你的经济。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竞争,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护墙后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相信这种竞争对中国也有好处。

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

第五,在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上与其合作,尤其是朝鲜问题。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美中显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来双方的做法频频背道而驰。

对美国的建议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辞。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显然存在冲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存在性威胁。在美国伟大的民主实验的第242年,我们应该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韧劲更有信心。

我们应该对中国带来的显著战略挑战做好准备。但在面对挑战的同时,我们不应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持开放的承诺。这些观念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和最受尊敬的国家。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与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识。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我们不同。所以这一任务并不容易 – 也从来都不容易。但是,虽然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它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们一样。

因此,我们仍应深入研究中国是否有意愿确保我们所依赖的机构能够更为高效地应对当今紧迫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也许是最好的例子。

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改革升级。

难道中国和美国不应成为引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数字时代的主要动力吗?

在新加坡,你们理解亚洲事务归根结底在于商业。因此,虽然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绝那些能够使亚洲贸易架构更为强健有效的方案。

坦率来讲,我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决定。TPP 2.0将提供现成的工具来塑造中方所处的贸易环境。

第三,与中国谈判。当你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找到框架不仅来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几乎必然要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为什么不与中国签订多方投资协议 – 携手拒绝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市场准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与中国政府结构性谈判的一部分,旨在测试是否能开放中国市场,并且设立明确的激励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加大力度投资美国。

  • 一个强大的军队。
  • 一个强劲的经济。
  • 强有力的教育机构。
  • 对科学和工程的大力投资。
  • 对世界开放。
  • 投资盟友。
  • 投资各大洲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

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繁荣,这些措施至关重要。没有什么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规划。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巧妙地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 通过利好而非恐惧,信心而非胆怯,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

毫无疑问,我认为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将塑造本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美中战略互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今日美中关系的前景让我十分警醒。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它可能威胁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

作为财政部长,我主导应对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对系统性风险略知一二。美中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当这两个国家目的相悖,试图使两个经济体互相脱离,并且在每个节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完全无法看到国际体系如何持续下去。

确实,华盛顿和北京并不总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决定全球经济成败的各种实际问题上,他们仍然需要以互补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者如果不这样做,他们需要应对并尝试减轻双方矛盾的后果。

如果美国和中国无法达成可行的共识,这将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威胁我所应对的全球经济,更会波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

两国都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体系 – 因为国际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政治韬略能够胜出。

现在,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并且我们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所以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创造性思考 – 有时甚至是破坏性创新思考。

1972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为围困在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初步框架。在其后的不同阶段,他们不得不重新校准。

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的世界大为不同,甚至与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应对金融危机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别。

新技术、新的经济挑战、新的地缘政治挑战 –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过去的框架。所以我们达到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

对我们的经济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框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不是过去。为此,我们需要政治韬略 – 来自美国和中国明智而有力的领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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