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我不想在上海再待下去了。你知道，我两年前做了一场手术（肺部结节），现在还在恢复。只要气温一发生变化，我儿子就整夜咳个不停。我遭的这些罪，应该都和我们城市里的空气质量有关。

的确，有很多中国人，都为自己城市里的空气质量发愁。特别在北方城市，一到冬天，经常会出现连续好几天的雾霾天气，为很多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调查问卷，问大家是否愿意为更好的空气质量出一份力，我相信十之八九的群众都会举双手赞成。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问大家，那么你愿意为之每年付出多少钱，是一千、五千还是一万？恐怕答案就各不相同了。

所以不管是政府也好，研究机构也好，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众愿意为更加洁净的空气付出多少成本？

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呢？大家可以这么想。比如河北省，有不少充满人文历史的千年古城。但是近年来，河北省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河北有不少规模巨大的炼钢厂。连年的炼钢废气排放，导致河北省的空气质量受到了很大影响。绝大部分河北人，肯定都希望自己头上有一片蓝天白云。

但问题在于，这些钢铁厂也是河北当地经济的支柱。它们雇佣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并为河北当地GDP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我们告诉大家，要想把河北的空气污染治理好，就需要把这些钢厂都关闭，工人们也会被解雇，回家自寻出路。这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不一定愿意为了治理环境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两相权衡之后，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接受目前的妥协，继续忍受不够干净的环境。等到经济实力增强后，再回过头来花钱购买更干净的环境（和健康）。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和权衡的动态过程。民众始终在环境的治理和维持成本，以及自己的经济收入之间做选择。当大家的收入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他们会把精力主要放在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上面。而对于环境和健康的关心，则会被放到比较次要的地位。随着大家的经济收入日益提高，民众会越来越愿意花更多的成本去净化环境，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

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在它下力气整治环境污染的时候，也需要在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和民众的支付意愿之间做平衡。搞清楚民众对于干净空气的支付意愿，政府就能够更加合理的拨配资源，恰到好处的为整个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提升。

在我和科罗拉多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张爽的专栏访谈对话中，我们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比较传统的研究中，为了获知民众对于干净的环境的支付意愿，研究人员通常会设计出一份问卷，然后随机抽取一些民众进行调查，让他们在问卷中告诉研究人员：我愿意为更干净的空气多付出多少钱。

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于：受访对象告诉研究人员，或者在纸上写下的答案，未必代表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愿意给别人一个自己爱护环境的印象，因此当别人问他，你愿意为更干净的环境付多少钱时，他们可能会大笔一挥，大大方方的写下数千、甚至上万元。但是，真的到了需要他支付这笔费用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因此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能可以获取一些关于支付意愿的信息，但未必准确。

为了更准确的衡量民众对于更干净的环境的支付意愿，张教授另辟蹊径，通过研究空气净化器在中国的销售情况来管中窥豹。背后的原因在于，家庭或个人如果愿意花钱去购买空气净化器，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他们对于更干净的空气愿意支付的成本的最好体现。

为了完成这个研究，张教授收集了中国82个城市的空气净化器销售数据。研究样本中包括30个不同的空气净化器品牌，共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产品。大致来讲，这些空气净化器可以分为两类：对PM2.5过滤效果比较好的高效空气净化器（价格约为人民币3000元左右），以及过滤效果稍差一些的非高效的空气净化器（价格约为人民币2000元左右）。在北京，大约有10%的家庭选择购买空气净化器。

张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家庭，对于更清洁的空气愿意支付的价格，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而提高。比如年收入5000美元的家庭，大约愿意在5年内为每单位PM10支付7美元。年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家庭，大约愿意在5年内为每单位PM10支付8美元。

在张教授的研究中，中国82个城市的PM10平均水平为100左右。也就是说，年收入达到6.3万人民币左右的家庭，5年中为了更干净的空气（假设将PM10降到0）愿意支付的成本是800美元，分摊到5年中就是每年160美元，大约为人民币1000元左右。基于同样的逻辑可以算出，一个年收入5000美元（3.1万人民币）的家庭愿意每年花800元左右获得更洁净的空气。

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还在5000美元以下，因此他们对于更洁净的空气的支付意愿，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干净空气的支付意愿要低很多，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但是在一线城市，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也不少。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他们的支付意愿就要高得多。

从大局上来说，政府需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更有可能基于年收入5000美元及以下的家庭经济条件来制定相应的污染治理政策。这也意味着，在目前的中国，即使非常有钱，也很难购买到洁净的空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将是一个大家，特别是有钱人需要接受的现实。背后的道理，就是上面所说的经济发展和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之间的矛盾妥协。

同时，在一线大城市，由于其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比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很多，因此一线城市居民对于干净空气的支付意愿也要强很多。这样的差别也可以推出，那些重污染的工业，会继续从一线大城市中撤出，被要求搬迁去二、三、四线城市。这个经济规律，和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污染行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治理污染的决心是很大的。

在此我们也希望，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强大，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我们的产业不断升级，环境污染不断得到改善，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蓝天白云之下过上更为惬意和幸福的生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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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坚是《小乌龟投资智慧》的作者。

数据来源：

Koichiro Ito, Shuang Zhang,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LEAN AIR: EVIDENCE FROM AIR PURIFIER MARKETS IN CHINA, 2016

伍治坚证据主义专栏访谈：张爽（科罗拉多大学）~花多少钱购买空气？